11月16日，在2022(第五届)中国城市更新论坛城市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发言指出，在城市出现后工业化趋势的时候，人口密度对于城市越来越重要。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需要用生活品质来留人。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实际上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些新的变化。陆铭认为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2021年数据来看，GDP中制造业占比是28%，而服务业占比53%，就业占比两者的差别更大。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口高达18%，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达48%。
陆铭认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之后，服务业的占比仍旧会继续提高。一方面，制造业大量的附加值来自于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研发设计咨询这样生产性服务业。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任何强国战略带来的是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新增需求会集中在服务的需求，并且是高品质、多样化且多层次的。
在《向心城市》陆铭曾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人口持续从农村向城市移动，特别是沿海地区移动，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移动，并且在一些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无论是人口流出地区哈尔滨，还是人口流入地区长三角，人口都在向中心城区集中。哈尔滨整个城市人口负增长，但是中心城区仍是正增长。在长三角、珠三角也分化为中心区域的人口正增长和相对外围区域的人口负增长。
传统思维认为大城市人口多是一种负担，陆铭认为，实际上对于大城市而言是一种优势。尤其在后工业化社会，人口多元化非常有利于创新。人口比较多的大城市，拥有公共服务的完善性和高品质也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利于家庭通过分工把自己家庭的生产外包给社会，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陆铭提出，在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竞争需要考虑用生活品质来留人。消费型城市的建设依赖于人口密度。
一旦生活品质提高，对于人才形成吸引力，就可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产生促进作用。在消费城市人口吸引力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不断强化国际经济中心的职能。不仅如此，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还可以利用交通网络来辐射、带动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
中心城区的人口实际上职住分离是不严重的，外围郊区的通勤距离比较长、职住分离比较严重。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如果就业岗位和消费场景的分布往中心城区集中，那么就要进行城市、城市空间格局的进一步的调整，才能够缓解拥堵。
陆铭提出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要做倾斜城市的更新。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和外围的人口密度之间的梯度要有所增加，让更多的人口接近于中心城区来进行居住，才可能减少通勤距离。
陆铭认为在人口密度比较大、人口数量比较高的城市，未来的城市生活品质将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活力。
大城市要有非常强大的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创新往往是依赖于人口密度所提供的知识交流。创新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空气里、走廊里、在咖啡馆的交流里。同时人口密度还有利于提高消费的多样性。
第二是便捷。人口密度本身有利于发展，高密度的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的连接通道，又能够反过来促进创新和消费的活力。
那么在高密度的城市如何去实现环保呢？需要依赖于更多绿色出行。在高密度的城市，要更多地建设小而密的公园、增加公园的可及性。
第四是社会和谐。在高人口密度的地方呢，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通过低密度来实现，而通过更加有效的环保来实现。
同时在社会方面要更加有效的促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在后工业化的城市，陆铭认为还需要在街道的布局上增加更多的互动和体验，把城市的审美权重新交给市民。
互惠化的城市还需要打开城市的社区，在后工业化的城市，服务人员跟社区的居民通过更加频繁的交流，既有利于城市和谐的建设、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数量的提升，也有利于从事服务业岗位的这样些人群。在市民和自身的接触中、在同行的接触当中积累城市生活经验，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
